57岁的何龙祥是替他父亲来控诉血债的。父亲是他三岁那年被进攻南京的日本兵打死的。父亲是种菜的，搜捕的日军看他手上有老茧，便说他是中央军，拉到长江边上被机枪扫死了。他要日本政府赔偿这一笔欠了50多年的血债！一位50岁左右的日本妇女走上前来与每一位幸存者握手：“我第一次才听说，世界上有过这样的暴行！”日本的一位教师说：“我已经起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议员，为什么要否认侵略的罪行？我呼吁，要向受害者进行赔偿！”身穿袈裟的佛教徒说话了：“作为僧侣，我们为当年的日本军队加害中国的罪行感到气愤！我们寺中有一位政府议员，我们设法通过他，促使政府向中国人民赔偿损失！”访华团的干事长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人鞠躬致歉。他说：“我们年轻一代不知道日本军队干过这样残暴的事，我们感到惭愧和羞耻，我们来南京访问，为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和赔偿！”夜深了，李固平难以入眠。他想了很多，为什么至今有些日本人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血写的历史？公正的历史为什么如此不公？失败了的日本人没有彻底失败，胜利了的中国人没有彻底的胜利，这是为什么呢？
童增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他继续在法学的大海中潜泳，他获得了硕果，去年五月，《法制日报》刊登了他写的《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一文，这篇两千多字的理论文章，是新中国官方报刊次涉及有针对性的一个敏感话题，它引起了舆论界的瞩目。《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文摘报》、《中国商报》、《中国教育报》、《金融时报》、《人民政协报》和《新华文摘》等十多家报刊纷纷转载。接着，《法制日报》又表童增的第二篇文章《国际法的新概念――受害赔偿》，上文侧重谈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的区别，下文着力论述“受害赔偿”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密切关注着民众的心声，今年1月23日，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法律参考资料》转载了《国际法的新概念――受害赔偿》一文。无疑，对童增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是承认和鼓励。
像溪水汇入江河，越来越多的人和童增他们站到了一起。
“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际，有108人签名的要求赔偿1800亿美元的致海部相的信送交日本大使馆。
不久，童增等一万中国公民签名的《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飞往东京。信中说：“在庆祝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友好声中，我们不能忘记那段不幸的历史……我国人民向贵国政府要求因日本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的受害赔偿，丝毫不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同样也符合公认的国际惯例，根据我国人民在1931――1945年的受害程度和范围，比照《远东国际法庭宪章》第五条，贵国政府必须对倍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进行赔偿……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对日本国的受害赔偿的正当要求会得到世界人民的同和支持，我们将征集一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一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赔偿为止，请各位议员正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共同社驻京记者的电讯稿立即化做了日本众多报纸的头条新闻。
5．正义在手，民心所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表讲话。让历史告诉未来！1992年3月，处在同一纬度上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东方国家在同一个时间召开国会。
一万中国公民签名的公开信传到日本国会的时候，中国的七届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人民日报》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改革开放》的醒目大字祝贺大会召开。
安徽代表王工、许学受、陈登科等一到北京，当晚便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32位代表签了名。第二天一早，王工就送到了大会议案组，被编为第七号议案。接着，贵州代表王录生带着50多位代表的共同愿望，将同样内容的提案送交大会议案组，他们的议案被编为第十号。支持赞同这一议案的代表有一百多人！代表们提出：目前应按照我国的宪法程序，依照宪法第58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授权中国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向日本方面进行要求战争受害赔偿的谈判，使对日索赔工作规范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