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因《法律咨询》杂志社之约，李固平撰写了对日索赔的又一篇论文《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一个久而未决的悬案》。***
文章没有表。李固平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断了音讯。
3．他的心头有一种**辣的东西在燃烧。
律师的职业召唤他为人民呼喊正义之声。
李固平不是孤独的鲁滨孙。在都北京，也有一个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轻人干着和他同样正义的事。他叫童增，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他攻读经济专业。1990年初的一天，担任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讲师的童增，在翻阅报纸时，突然一阵惊喜，黑色的铅字像电光石火：《欧洲重提“战争赔款”》。
文章说，民主德国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并允诺为“困难况”提供象征性的1亿马克。阿尔巴尼亚又提出了二次世界大战20亿美元的赔款要求。芬兰也想要德国赔偿德军1944年撤退时打死的2。4万头驯鹿。“第三帝国剥削的波兰人协会”提出的赔款总数达到5370亿马克，并打算在不得已时向联合国起诉。上万名纳粹受害者已在南斯拉夫红十字会登记。南政府强调，随着德国的统一，它将提出“新的索赔问题”。
众里寻她千百度。索赔，这个陌生而敏感的话题：引起了35岁的童增万千感慨！有些学生曾当面向他提出过中国的对日索赔问题，作为法律专业的教师，当时他无以对。现在，《报刊文摘》上的这条新闻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他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侵华日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30万人的血，有1200吨！他觉得心头有一种热腾腾的东西在膨胀和升腾：中国人太亏了！他立即挥笔著文，一篇题为《从欧洲重提战争赔偿对中国的启示》打印了几十份，带着一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怀，这篇近万字的文章飞向《法学研究》、《社会科学》、《民主与科学》、《群》、《新世纪》等十几家报刊。热心的编辑们答复说：这个题目太“敏感”。
童增没有泄气，他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相信，这个关系到十亿人尊严和利益的全民族的问题一定会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迎着三月春风，他把文章又精心地修改了一遍。换了一个标题：《中国要求日本国赔偿刻不容缓》，语气中显出那颗急切和焦虑的心。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童增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走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厅信访局。一位40出头的胸佩503号工作证的女接待员热地接待了他。她看完文章，激动地说：“你的爱国行动我们理解，我们一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这天是1991年3月28日。
那颗沉重的心稍稍轻松了一点。他觉得还有一件事应该尽快地做。三天后的晚上，他带着妻子常希盛和三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好朋友陈健，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到京西宾馆，这里是全国人大代表住宿的地方。正是晚饭后的休息时间，代表们三五成群地走出门散步。童增迎上前去，打过招呼，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恭恭敬敬地送上洋洋万字的意见书。第二天晚上到国谊宾馆，先见到的是湖北代表。看完意见书，郑美荣代表惋惜地说：“你们来晚了，提交议案的时间已经截止，我们只能作为建议案提交大会了。”云南代表杨臻走过来说：“明年你提前交给我资料，我们作为议案提出来！”见到了黑龙江省人大的王主任，老人看完材料后交给全团传阅，他的心被刺痛了，他的眼前仿佛又飘动着那面血一样的太阳旗！贵州代表王录生也经受过日寇铁蹄的践踏，八？一三的沪淞炮火使年仅半岁的他跟随着父母逃难流浪，日机疯狂地在杭嘉湖平原上轰炸扫射，他惊恐地哭叫！他给童增打了一个电话：请来面谈！要求童增面谈的还有安徽代表许学受。这位医学教授一见面就说：“日本人欠下的债忘不了，说什么也忘不了！”他的故乡在常州，从上海向南京进军的日军在常州烧杀淫掠，把美丽的江南小城变成了废墟！他到南京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森森白骨幽幽亡灵，30万同胞在呼号！想起日军的暴行，他满怀仇恨：“索赔是我们的权利，赔偿是日本的责任，不要动不动就讲会不会损害中日关系，友好并不是屈辱！前几年，13本的学生来中国旅游，上海的火车出了事故，我们赔了他们多少钱？人家的命值钱，我们的命就不值钱？日本兵杀了中国几千万人，按照国际法依法索赔，怎么是伤害日本人的感？不赔偿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杀人放火不赔偿天理难容！”老教授抑制不住激愤的心，这是饱受创伤的那一代人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