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法律根据，书生气十足的法律系毕业生像哥伦布现新大陆一样兴奋。这时，有一种**辣的绪涌上了他的心，他萌生了一个大胆和新奇的念头。
那是1987年的盛夏，他伏案疾书，心比天还要热。很快，《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一文写完了。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文章寄给谁呢？法律系毕业生依法办事，他先想到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体现十亿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权力机关，这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
这年8月，李固平将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复印后寄给全国人民代表。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从1987年8月至1989年3月，他给一千多位全国人民代表连了三封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敦促日本政府对侵华期间因违反战争法规给中国和平居民所受到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彩品第一个给李固平回信，赞成和支持他的正义要求。40多岁的刘彩品女士是从台湾到日本留学后主动要求来大陆从事祖国的天文事业的，她不是南京人，她对南京有着深深的恋。去日本探亲，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专门集会，请她表讲话。面对断墙焦土的画面，她深沉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从南京来。我只讲一句话，先有南京大屠杀，然后才有广岛原爆。没有南京大屠杀，不可能有广岛的悲剧！”人群震惊了。日本人中有掌声向这位瘦小的中国女人致意。
安徽省的人大代表王工只收到了李固平的第三封公开信，他读完后立即复信，并请李固平将前两封公开信尽速寄给他。他是著名律师，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他要用心研究。
2．法律体现正义和公理；受害者有要求赔偿的权利，加害者负进行赔偿的责任就在王工律师收到第三封公开信的时候，法律系毕业生李固平冒着酷暑来到了南京。他来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来倾听受害者的诉说。
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天下着雨。他直奔水西门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枪炮、刺刀、白骨、惨叫，影片和实物重演了苦难的历史。望着展厅图版上白苍苍和满脸悲愤的幸存者的照片，他觉得这不是第一次相识。他读过《南京大屠杀》，他熟悉他们：刘永兴、李秀英、侯占清、潘开明、陈德贵、孙庆有、夏淑琴、彭玉珍、伍长德、邓明霞……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腔烈火般的仇恨，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牢记着日本兵欠下的累累血债！李固平久久凝视着镌刻在花岗岩石碑上那一行黑色的大字：遇难者300000。他的心战栗着。沿着曲折的街巷，他找到了侯占清。
“侯大伯，我叫李固平，我来看望您。”77岁的侯占清半年前收到过湖北省一个叫李固平的人写来的一封信，他要他写一下受害的经过，谈谈对日索赔的态度。侯占清当时就给他回了信。现在，寄信人和收信人手握着手，共同的感在交流。
两辆自行车在石头城中飞转。满脸皱纹的侯占清蹬车在前，血气方刚的李固平紧随其后。一家又一家，第一天见了五位幸存者，五个人的血泪诉说全记入了笔记本。
77岁的侯占清虽然早已从三轮车公司退休，他还兼着给公路管理处看门的一份工作，他还要养活有毛病没有工作的老伴。第二天，第三天，他叫儿子调休。儿子侯银生也是个热血青年，听说去找幸存者，找和他父亲有着同样不幸命运的人，便二话不说从城南骑着自行车赶来了，年轻人有更多的共同语。
三条巷、二板桥、夫子庙、评事街、七家湾，两个人穿街过巷，找了31家。
这是一次幸存者和后来者的聚会，两代人团团围坐，倾诉、哭诉，变成了控诉。仇恨和义愤像烈火燃烧。
“那年我七岁，我们家住新路口五号，日本兵进城那天，我们家九个人死了七个！只剩下我和三岁的妹妹。外婆、外公、爸爸被日本人用枪打死！大姐、二姐和妈妈被日本兵强奸后杀死，吃奶的小妹妹被日本兵摔死在院子里。我也被日本兵刺了三刀！”身材瘦小的夏淑琴老大娘边说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