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目击者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登记，到一月十日登记结束，日军又杀害了几万青年男子，美貌女子被拉走十多卡车。***领到安居证的只有十六万多人！为了领到这张“安居证”，妇女们都经过了一番化装：剪掉长，抹上锅灰，穿上黑衣，用白布条紧束胸部，用黑布条扎紧裤管。总之是越丑越好，越脏越好，越老越好。
不管老的小的，日军见到女的，先嬉皮笑脸地看一会，然后浑身上下摸索一遍，把妇女搞得面红耳赤。见到漂亮的，拉到屋子里留下来了。拿到了安居证的，还要在你的脸上盖一个图章：“花姑娘的好！”有一次，一个日军吓了一跳，刚从一位女同胞的裤腰里伸进去的手立即惊叫着拿出来了。原来，这位妇女为保护自己，在肚子上和大腿边贴了四张黑糊糊的烂膏药！日军以为这是一种病，吓得要命。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妇女效仿。
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大多是妇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集合起三千个男人。摇着尾巴的汉奸唾沫飞溅地动员了半个多钟头，走出了二百多个自己承认是“中国兵”的人。日本兵又从难民群中拉出了够一千人，但不少人站出来证明他们不是中国兵。后来又来了两个日本军官，指示士兵立即将这批人分两队押解出去。
他们的一部分被押到了五台山，另一部分押到了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被机枪打死了。押到五台山的一百多个人都用铁丝捆着双手，他们被押到永宁寺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永宁寺的门口铺着长长的白纸条，许多和尚跪在地上祷拜。
被捆着手的人五个一批或十个一批地从第一间房子里走进去，里面烈火熊熊，大院子里架着好几堆木柴，抓来的难民一个个被日本兵推入火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阵的惨叫呻吟。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说，他眼见要被大火烧死，就向一个脸部和善的日本兵求。那个日军同地看了他几眼，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人命令。他说，后来是由于和尚们苦苦哀求，他和另外几个人才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这位九死一生的目击者仍然没有逃脱灾难。他在十一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金陵大学广场上的登记中，又被日本兵拉出去了，美国教授贝德士两次替他求担保，都没有效果。这位被贝德士称为“异常聪明”的中国青年仍然过不了登记安居证的生死之关。
登记结束后的一天，南京的天空中又飞临一架涂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传单像花瓣似的飘下来，上面是一幅画：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儿童，儿童手里拿着吃的东西，旁边跪着一个中国妇女。传单上还印有一句话：“信赖皇军，就可得救。”日军说：只要将这张画贴在门上，就能保证安全。
一位二十二岁的少妇把这张画贴到了三牌楼三号她家的大门上，这天一一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她被日本兵奸污了两次。
难民们又都回到了难民区。日军已经下令，二月四日必须解散安全区。但难民们认为：不安全的安全区还是比日军宣传的安全的不安全区要好一些。
暮色中，几百名妇女恳求国际委员会继续收留她们。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说：“我昨天回到汉西门的家里，日本兵又来强奸我，我说年纪太大了，被打得头昏眼花。”有的说：“与其回家被奸被抢被杀，不如死在这里！”下跪是中国人古老的礼节。这是崇高而又卑贱的礼节。几百个人一齐跪下来了：“送佛送到西天，好事做到底吧！”天黑了，她们还跪在地上。
奴才们白茫茫的晨雾中，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着眼镜，挺着肥肥的肚子的家伙，手拿着一根拐杖恶狠狠地指挥着他的一群爪牙：
“打啊！打死这些狗东西！”“给我烧！烧掉棚子！”耀武扬威的奴仆们像恶煞般地又打又砸，将难民们好不容易沿街搭的芦席棚捣毁的捣毁，烧掉的烧掉。寒风中，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哀求，在哭号。
“布告早贴出来了，通告也贴过了，皇军有令，解散难民区！”他摸着鼻翼下那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怒气冲冲地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