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给路费！”讲到“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
“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
“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难说。”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
“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
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还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了。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抬子弹去！”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是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作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夫来的，只要自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
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了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对日本人说了一声，那个小伙子就放出来了。登记完毕，他跪在我面前磕头，一口一个‘干妈’。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儿女啊！”日军大肆搜捕中国散兵的目的，除了肃清敌方军事力量外，还为了得到奖赏。据一个从南京脱险出去的人说：“日军有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捕获的军官，都送到军政部内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百十具木头做的十字架，进去的人，全部绑在十字架上被刺刀捅死！”后来，女子大学的登记又改换了花样：先将男女分开站好，凡有家眷的，一律认领，没有家属认的男子，统统拉走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