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大地的主人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人人过关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
“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戴着帽子的，都被一个个抓下来扔到了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雷伯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穿来穿去。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雷伯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
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尚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给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的娃娃要不要登记？”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