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英推开双扇旧木门，迎出来一位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的老太太，花白的齐耳短纹丝不乱，虽然七十三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识字，有点知识妇女的气质和风度。
她接过我递上去的介绍信看了看，在藤椅上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像在搜索脑海中久远的记忆。
想不到，她的丈夫马六当时是抬棺材埋死人的。“我也是苦出身！”她说。
她当时住在豆菜桥难民区，和哥哥嫂嫂一家共十一口人住一间厢房。那里靠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说，女子大学里面有个大地洞，好多中央军换了衣服躲在里面，被日本兵打死了不少。有一天，金秀英听人说，水井边一个中国兵被日本兵用刺刀挖掉了眼睛。她跟着几个人跑去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军衣的小个子士兵在地上哇哇直叫，两个眼睛血淋淋的，他的两手在地上爬着摸着，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两只眼睛！金秀英哭了。她看见他的带血的两只眼球像两个血丸子似的落在井边的石板上。她心疼死了。前几天的上午，她看见日本兵的两辆卡车开进金陵女子大学，拉走了一百多个男人。不到半小时，阴阳营后面的空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机枪声。她的刚刚结婚的表哥也是被日本兵的机枪扫死的，表哥姓梁，是赶马车的，她的表嫂一直守寡，直到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谈起那一段岁月，她毛骨悚然。那年她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她却披着散，脸上抹着黑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她几次险落虎口！一天下午，金秀英正在院内洗衣服，被巡逻的两个日本兵看见了。房东姚老头说：“他们晚上要来。”半夜里，兽兵果真来了，他们在外面嘭嘭地敲门：“花姑娘，花姑娘！”“没有。”抬棺材的丈夫说。
几支长长的手电在床上和角落里乱照。金秀英直挺挺地躺在后房的芦席上装死人。她脸上盖了一张黄草纸，身上是一条白布床单。一支手电光射过来。“这个，里面有的！”随着这句生硬的中国话，一双毛茸茸的手揭开了金秀英脸上的黄草纸。
“哎呀！我妈啊！”她一手打掉手电，跳起来就朝外跑。熟门熟路的金秀英一口气跑到金陵女子大学躲了起来。她拐了两条巷子才甩掉日本兵，她听见日本兵在后面大声叫：“花姑娘！花姑娘！”马秀英一张南京市区交通图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引导我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十号，十二号，十四号。是这里！她坐在门口补衣服。这是一位瘦削而整洁的老人，蓝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衣，花白的髻结实而光亮。满脸的皱纹似一湖被春风吹动的微波。
她七十九岁了，儿孙绕膝，身板硬朗。可有谁知道她心中难以平复的创伤！冬月十四这一天，对于马秀英来说，是一个流血流泪的日子！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早晨，日本兵闯到阴阳营难民区来突击搜捕中央军。马秀英住的是平房，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抓来的人都集中在对面的空地上。有一对夫妻也跪在地上，女的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突然，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朝女的怀里一挑，不满一岁的小孩在刺刀尖上疼得手抓脚蹬，厉声哭叫！日本兵哈哈大笑！母亲昏倒了。马秀英蒙住了双眼。她不敢看这人世间最悲惨的一幕！到了下午，人更多了。她担心儿子和丈夫会不会出事？上午，丈夫金德泉和儿子金同和一起回下浮桥的老家去取点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叫二哥去找一找，儿子找回来了，可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
她眼前一黑。从窗户里望出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穿黑绸长褂子的人，难道是他？她定睛看了一会，是他！高高的身材，没戴帽子，灰棉裤，四尺一寸长的棉袍子！他跪着。他与她隔两丈多点的距离。他两眼直盯着这扇窗户，他似乎想叫，可他不敢，他太老实了。他没有兄弟，不抽烟，不喝酒，只知道在民月戏园里干杂七杂八的事。
下午四点多的样子，跪着的人都两个一排站好队后押走了。押到哪里去了呢？她要找。他和她同岁。丈夫是她的靠山。丈夫是老公公六十岁时才生下的一个儿子，就是尸体，她也要背回来！没有找到。当夜她做了一个梦。她说：“德泉来托梦了，他穿着黑绸褂子，他叫我认他的手指，他的大拇指上有血！”第二天，第三天，她化装成老太太的模样，手里拿一根竹棍，路上、塘边、池里的尸体，她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翻过来看，可都没有！她急得昏过去了！这成了她的老毛病。一直到现在，天一热、气压低一些，她就犯病，就会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