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又叫俺们都坐下。不知搞啥名堂？
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
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
坏了！四周都有端枪的日本兵看着俺们。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
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
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
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对着，堤坡上尸体层层叠叠一大片，血像小河似的一股股地向河里流。
俺急了，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就趴倒在尸体上面了。这时，机关枪咯咯咯的响了，人都倒了。只听得“爹啊”“妈呀”的叫，也有“喔唷”、“阿呀”喊疼的。
机枪扫过又打了一会步枪，是单响的。俺身上压着的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好像是死了。
天黑了，尸体上好像有人在走。热乎乎粘乎乎的血流到了俺的脖子上，俺是双手抱着脑袋朝河水趴倒的。
啊唷！俺背上不知咋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原来日本兵在上面捅刺刀，俺背上也戳了一刀，还好，不很深，刺刀是从上面那个死人身上穿过来的。
刀刺过以后又听到了机枪扫射声，俺身上扑通扑通又倒下来好些人，压得俺气都喘不过来。俺脑子清醒，上面人的说话声，模模糊糊都能听到。
后来倒下来汽油，又扔了不少劈柴。汽油味难闻。一点火，呼呼的烧起来了，俺身上的衣服也着火了，疼啊，又是烟又是火，俺受不了啦，死了算了，俺用劲拱，用劲爬，爬出尸堆，我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护城河。
河里水不多。天黑了，日本兵走了，俺就爬上了岸。背上疼得直不起身子，只好顺着堤坡爬。爬不动了，后来在岸边见到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有破衣破裤子。我拿来就穿，衣服太小，俺个子高，穿起来露出肚子。
再爬，爬到了一家被火烧了一半的人家。俺在草堆中一倒，昏沉沉地睡着了。
醒来，俺用锅灰抹了一下脸，挎了只破篮子装成要饭的进了城，到鼓楼医院住了五十几天伤才好。住院不要钱，是红十字会救济的。伤好了，背上留下了比鸡蛋还要大的一个疤。”他掀起衣服的后襟，裸露出紫酱色的瘦弱的腰背给我看。腰脊骨偏左处，凹下去一条五寸左右的刀伤！月牙形的伤口早成紫褐色的硬块了。他给许许多多人看过这块伤疤。一九四六年五月，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伍长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请到日本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控诉！他对我说：“十二个**官坐在台上，有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俺中国的梅法官坐在第二位。气势汹汹杀人的日本鬼子像瘟鸡一样低着头站在俺面前。俺把怎样受伤、怎样逃命的经过讲了一遍，日本人没有话好说！国际法庭给俺拍了好些照片带回来，可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照片上有很多外国人，俺怕‘里通外国’变特务！那时国际法庭给俺了一个卡，在东京吃饭坐车都不要钱。俺坐在车上、坐在饭桌边，就想起许多被日本兵打死的人。俺在法庭上说：要赔我们的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不知咋搞的，没有回音。”[当我写完这一章节的时候，突然传来伍长德老人因病去世的噩耗。他带着要求赔偿战争损失而得不到回音的遗憾到天国里去了。他带着被侵华日军的刺刀戳了五寸长的那一块紫色的僵硬的伤疤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草鞋峡[遇害者五万余人]1937年12月17日《朝日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