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三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五元或七元，多的十元，每天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
“请问你是朱先生？”那位戴黑框眼镜的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
“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去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装死！骗钱！走。’”朱寿义心软，他难过地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刘云海点了点头，朱寿义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
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的。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捅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
“走吧，快走吧！日本人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圣诞之歌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