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鼓楼岗下富丽而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热地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以后，他担心南京陷于战乱，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雷伯哈哈大笑，这位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女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地赞扬国际委员会：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为了人道大胖子雷伯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雷伯又说明了一个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