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五十年后的今天，白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三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了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有的流下了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淞、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他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
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了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冲锋。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戮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他说：“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作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他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了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