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第三章《安全区写真》也是一个禁区。***我从大量的资料和幸存者的口中了解到，在腥风血雨的1937年12月的南京，竟然有二十几位不同国籍的外国男女，为保护南京难民组成了一个叫做“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这些被幸存者们称为“活菩萨”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壮举和善行被一些史书歪曲了。书上说：“日本帝国主义用枪炮屠杀南京人民，英美帝国主义用花巧语麻痹中国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这是黑白颠倒的论！为此，我第一次披露了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约翰？h？d雷伯（近年出版的著作译为“拉贝”）为的这群高举和平和人道旗帜的正义人士的英勇行为。台湾女作家胡华玲在读了我的《南京大屠杀》后，深为美籍女教师明妮？沃特琳的伟大品行而感动。她去了沃特琳的故乡采访，写了一本名为《金陵永生》的传记，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本书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对这场悲剧的自省和反思，即“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灾难”。在揭露敌人残暴本性的同时，无地鞭笞了卖身投靠的汉奸，深入地解剖了苟且偷生和懦弱胆怯者的灵魂。解剖是为了疗救。历史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我的笔犹豫了好久，面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雷池。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它涉及到政治和外交。可是，“为什么不要日本赔偿？”“要赔我们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幸存者悲愤的呼喊和提问常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回避这个历史和现实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于是，我把他们的责问和质疑写进了书本。我知道，仅有这几句提问是不够的。于是，随着时代进步的足印，我相继表了《血债》和《继续1937年的故事》，前者写两位年轻人为对日索赔奔走呼号万难不屈的精神，后者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终于站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起诉加害者的伤害罪状。当然，要使诉讼得到公正的判决，还要走很长的路。我的这本书，记述的是历史，一页真实的历史。
作为报告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热的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我。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一位台湾来的年轻女士得知我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时，她显得很激动。她说：“我是在台北买到这本书的，我是在去美国的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途中读完这本书的，我边读边哭，流了好多眼泪。”旁边的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心痛。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过的灾难而心痛。”在宁波，一位名叫阮晶的漂亮女士对我说：我是十多年前读过《南京大屠杀》的，读完后，我的眼前老是浮现出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惨烈场面。有几天夜里，我在梦中见到了死难者在挣扎、在呼喊、在哭泣，有个声音在喊：“救救我们！”我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听。有人说：“这是死难者在托梦，我们要超度他们。”于是，我们纷纷捐助，凑了六万多元钱，请寺庙的方丈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举行了盛大的超度仪式。我们觉得这是对他们的纪念，也警示我们不要忘了民族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