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式时，读者蜂拥争购，几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表了不少评价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初触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记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作出保护**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地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面对历史，我鼓足勇气涉足了当时极为森严的四个禁区。第一是真实地回答了这场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推翻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而造成南京大屠杀”这一错误论断。这个结论是不公正的。因为1937年的抗战初期，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初期，国民党军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战场上浴血奋战了三个月，伤亡七八十万官兵，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接着，从淞沪战场撤退的部队和新补充的兵员共十多万人，又投入了英勇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血战十天，敌我伤亡惨重。由于种种原因，守城官兵奉命撤退。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绝不是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造成的悲剧。恰恰相反，对国民党军的英勇抵抗，日军则以疯狂的大屠杀作为报复，用血腥的屠城泄侵略者的兽性。基于这一事实，我在书的开头用了两章篇幅，详尽描述了敌我态势及守城部队有我无敌的爱国斗志，讴歌了他们为民族尊严而誓死杀敌的凛然正气。为国民党军评功摆好，在当时是犯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