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法律
1934年3月5日，是林格一生后一次民主选举，虽然林格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仍然宣传战争、叫嚣复仇，让少数德国人感到不安，但多的人仍是把选票坚决的投给了国家社会党，因为林格3年来进行的经济改革和福利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多看得见的实际好处，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
事实上，外国媒体甚至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政敌，竞选前就已经明白国家社会党执政是大势所趋，唯一的悬念只是其到底能得到多少百分比的选票而已。
3月7日投票结果揭晓，国家社会党得到了超过95％的选票而一统国会，源于以下几点：第一，德国的经济已经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的阴影并正高速发展，所有德国人都是受益者；第二，国家社会党的一大政敌德国**早已经烟消云散，残存的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三，废除《凡尔赛条约》、扩编军队满足了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意愿，重给了德国人民荣誉与尊严。第四，林格掌握的花样繁多的宣传手段和方式也功不可没，第五，国家社会党是现任的执政党，控制诸如广播报纸等传播渠道时具有先天的优势，第，温和的民族政策，上百万人口的德国犹太人从敌人转化为了支持者，第七，充足的竞选经费。
大选后的第一届国会，选定3月21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后来人也通常把这一天当成第三帝国正式建立的标志。
当身穿金光闪闪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和头戴髑髅骠骑兵头盔的海陆军将领们，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旧。
老态龙钟的兴登堡总统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指导向全国现场广播的戈培尔，仪式进行一度注意到这位老元帅热泪盈眶。
总统身穿灰色军服，胸佩黑鹰绶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穿着正式礼服，显得很严肃的林格陪同下漫步进入会场，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林格的政府。
林格为了表示他对总统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开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这象征着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控制国会的林格，顺利的于3月23日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讨论通过了“授权法”，一共只有5节，把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等，都从国会手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4年。
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从1934年3月23日起，林格逐渐成了全国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德国有权势的机构现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向他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1934年6月30日，林格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法律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决通过的。
通过这一法案，林格彻底的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行政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他自己手的国家央权力之下，他超越了他的前辈，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德国。
8月2日上午9时，兴登堡总统逝世，享年87岁。根据内阁前一天制定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林格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林格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
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兴登堡元帅的遗嘱，因此断定他没有遗嘱。但是，8月15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林格接管总统职务的前4天，戈培尔又玩弄了一桩小把戏，说是前副总理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
遗嘱赞扬林格的话，为戈培尔公民投票后几天的宣传运动，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且投票前夕，还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我父亲本人把林格弗里德里希阁下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国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得到国家元首、国家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职务后，林格为了堵塞漏洞，他要求军队全体官兵向他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高统帅林格林格弗里德里希，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10月初，一股强烈的冷空气席卷了大半个德国，预示着又一个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6－10摄氏度的大幅度强降温，柏林的天气也已经让人明显感到了寒意，大街上人流稀落，人们愿意选择躲家里壁炉旁，或者办公室里享受一杯暖暖的咖啡。
柏林东城区一个街区，却是明显的例外，这里彩旗飘扬人潮汹涌，单看街上停放的一排排款奔驰和奥丁汽车，就知道这一定是个大场面。
迈进大门，不太宽阔的操场已经被一种叫做人的动物完全占领，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熟悉的身影跳入眼帘，林格为首的很多国家社会党高官都赫然端坐上面。
这是一个学校的开学典礼，林格兴致勃勃的亲自带着大群手下前来捧场，有这么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凛冽的寒风陪着他们挨冻，让操场上整齐排列的老师和学生们实是受宠若惊，甚至其的不少人，都激动得发起抖来。
各种人物轮番上台表演之后，大会主持人第n次走上前台终于宣布典礼结束，他的说话声音仿佛也有些发颤，不过已经没有人去和他计较这个细节问题了，事实上，听到他口吐出的“结束”这两个字，无论是台上的领导还是台下的师生们，甚至遍布四周的警卫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约而同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
林格绝对不是故意来找罪受，这样的坏天气不是他能预测和改变的，可他的工作计划和行程安排却是像顶级的瑞士钟表一样精密准确而严丝合缝的，不可能因为一股寒流的到来而改变，他主席台上神游天际时，唯一有点后悔的是，怎么没有听玛格丽塔的话，带上她亲手为他织的围巾。
这个学校的名字和教学内容都很普通，它是柏林第1高等护理学院，操场上的学生们都是未来的医疗专业人材，不过，如果典礼的时间再延长一小时，估计这些未来的医生和护士们就先要倒下去一大半了。
一个普通医疗院校的开学典礼，能吸引到德国元首林格和众多高官亲自来捧场也算是一大怪事了，但如果知道内情和了解林格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必然。
现场高官的大多数只是林格拉来的点缀和陪衬品，他身边的那个人才是今天的主角，一大群高官的簇拥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因为她是凛冽寒风仍然气质高雅、仪态万千的斯特法妮夫人，林格刚任命的德国卫生与医疗部长。
斯特法妮夫人是国家社会党妇女组织的一员干将，也是林格内阁第一位女性成员，男人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女性内阁成员是个不折不扣的兴事物，林格是必须来为斯特法妮夫人撑腰壮胆的，这也符合他一贯的用人原则。
同时，单就这所学校来说，它也很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操场上列队的学生，泾渭分明的分为两大群人，东侧的是千娇百媚的女子军团，她们毕业后将大部分被充实到各军队医院作为护理人员，西侧则是一群充满阳刚气的青年男子，他们是从军队选拔出来的职业军人，毕业后将加强到军队的基础连队之充当医务官。
这所学校看似民间院校，但实际上完全是一所改头换面披着羊皮的军队医疗院校，而以后的日子里，类似的学校将不断德国各地建立，这是林格为德国大规模扩军进行的其一项前期准备。
他认为，加强军队的基础连队建设，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战场救护工作，经过专业培训的医务官普遍存于战斗部队的基层连队，不但可以挽救大量德国士兵的生命，而且可以有效的加强军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
显然一个成熟的医师不是可以轻易量产的，但幸运的是，基层连队的医务官不需要掌握复杂的外科手术，只需要掌握战场急救知识和普通的医疗常识，于是，他的策划下，就采用了高级护理学校这么一个方式，其直接负责人正是斯特法妮夫人。
事实上，林格亲自前来为斯特法妮夫人壮胆和撑腰，同时也是为他自己所制订的政策和法律服务。
一个月前的9月6日，犹太人的敦促下，完全掌握德国大权的林格也认为时机成熟了，他通过国会宣布《人权法》。
该法明规定了德国公民，包括日尔曼民族，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等一切民族德国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平等的，德国公民，包括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等一切种族德国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德国公民，包括男人和女人，德国的权力和义务都是平等的。
9月7日，国会又连续通过了《宗教信仰自由法》等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完善了为扩张这个根本目标服务的第三帝国法律框架。
林格提议后国会通过的这些法律，已经远远超出初他对犹太人的承诺，他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人权斗士，其根本原因完全是为利益所驱动。
因为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林格看来，它们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工具和手段，就像列宁关于战争有这样一个著名论断：“谁的后备多，谁的力量来源多……谁就能战争取得胜利。”
妇女未来工业社会和战争的巨大作用，天主教等宗教势力世俗的强大潜势力，犹太人的经济力量和其对美国国策的影响力，亚洲丰富的人力资源，团结阿拉伯人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意义，未来东南欧的战争和民族问题，以上的一切都是促使林格通过这个法案的直接原因。
同时，形式上将自己择干净了之后，这又是林格掌控的德国站所谓的道义和公理的制高点上，宣传舆论上攻击其它国家的有效武器，比如英国的殖民主义，美国对亚裔和黑人等种族的歧视问题，苏联的人权问题等等。
这也是林格为几年前铺下的棋子“岩石”组织提供的武器弹药，必要的时候，煽动阿拉伯和非洲人民的反殖民和**运动，煽动苏联的民族分裂，煽动美国的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等等，都可以特殊的时候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林格切身体验下，分析众多历史资料明白：一个国家如果解决不好内部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外表再强大，内里都是千疮百孔的，只要压力超过了临界点就会轰然爆发。
如果将希特勒定义为一个民族法西斯，林格就可以称作是一个国家法西斯，他不会再犯希特勒面对英国时，由于同根同族而犹豫不决、手下留情，他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歧视和排挤其它民族，他已经将德国的国家利益远远凌驾于日尔曼民族的利益之上。